1918年，苏俄开始实施特殊的经济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的私人贸易，实行产品实物供应及主要消费品配给制；取消货币和核算制，实行总管理局制，国家直接给每个企业制定产、供、销计划；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

这就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诞生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运作形式，即“计划经济”。

1920年，奥地利学派第三代掌门人米塞斯发表署名文章，用详细的理论推导，做出了当时来看非常惊人的推断：由于苏俄的“计划经济”缺乏经济计算的有效工具，其经济活动必定会走向失控和混乱，进而导致普遍的穷困、饥饿，直到崩溃。

米塞斯的观点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诸多知名经济学家，都认为苏俄模式有持续存在的意义，并且同样会带来经济的繁荣。

到了1989年，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里写道：“苏联的‘计划经济’比美国的市场经济更加优越；苏联将会在1997年全面超越美国的市场经济。”

要知道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至今风靡全球，成为数百万学子的经济学启蒙书籍。但仅仅就在萨缪尔森认为苏联经济模式优于美国市场经济两年后，苏联解体，计划经济也不复存在。后来萨缪尔森删除了书中关于对苏俄经济的看法，然后继续稳坐经济学畅销书作者。

然而，从1920年米塞斯预言“计划经济”终将崩溃，到1991年苏联解体，整整过了70年。用如此漫长的时间来验证一个推导，确实充满了极大的挑战和风险。这就是为什么“计划经济”时至今日依然受到一些人追捧的原因，因为大部分人生活在当下，没有人准确的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就算是一些顶级的数学家、经济学家、科学家，依然会高估技术所带来的作用，比如牛顿就在炒股领域赔得很惨，凯恩斯和费雪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亏得一塌糊涂。前两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就基于对大数据的痴迷，认为未来由于大数据的存在，“计划经济”将是可以实现的。

其实早在1920年，也就是米塞斯预言“计划经济”最终会崩溃的时候，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兰格就用非常详尽和庞大的数据，逐一反驳了米塞斯的预言，兰格用各种数据和理论，自称解决了米塞斯提出的“经济计算”难题，而兰格的理论依据获得了当时大部分人的认同，整个市场和学术界，基本都认为兰格赢得了跟米塞斯的论战。

到底什么是“经济计算”，难道大数据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吗？

当然不能，因为你确实可以通过我的消费数据和历史习惯等等，甚至是我所有的财务数据等，预测我接下来的需求，还可以通过我的行动轨迹等数据，预测我的喜好和可能的倾向，但你无法计算出我会以什么代价、什么方式来满足这一需求，也无法计算这些需求会给我未来的行动和更长远的需求带来何种影响。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一定时间内计算出我阶段性的需求，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计算出我为了满足这一需求会采取的行动方式，以及会付出的可能成本，但你无法在所有时间段内计算出我所有的需求，以及在所有时间内计算出我为了所有需求要采取的所有行动和愿意承担的所有成本。

从长远看，我自己甚至都不知道我在未来某一天突然蹦出什么需求，突然因为什么事情而贪婪或恐惧，更不知道为了满足这种贪婪和恐惧会采取什么行动。所以，试图用技术的进步来实现“计划经济”，过去不行，未来也不可行。

那么“经济计算”这个难题，到底要靠什么来解决呢？

答案是“货币” 和“价格”。

前一阵开始，中国市场猪肉价格上涨，这个价格上涨，就是“经济计算”的结果，说明猪肉供不应求，这一信号会释放给所有有意愿养猪的人，刺激这些人去养猪，然后增加供给。但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计划经济”模式下，猪肉少了，那每个人就少分点，至于猪肉需求到底是多少，大家愿意为这种需求付出什么成本，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价格，从而也就无法知道下一年应该供给多少，只能猜（也可以叫计划）。

在实际的经济运行当中，市场远比猪肉价格上涨这种问题要复杂得多，在无比复杂的市场，就是通过货币和价格这样一个简单的“经济”计算方式，来有条不紊的维持市场运转的。

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如果货币本身不是市场化的，而是一种“计划经济”模式，那么市场所呈现出来的价格机制是否会失效？“经济计算”是否会崩溃？答案是一定的。

2008年5月，奥地利学派的坚定拥护者希夫写了一本书，书名是《美元大崩溃》，其中主要讲的就是关于美联储这个控制美元的机构，如何让美元逐渐失去信任，然后导致美国经济最终崩溃的问题。

然而，就在希夫的《美元大崩溃》出版一年后，美元开始复苏，美国资本市场也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牛市。

尽管十年后的今天，希夫依然坚持美元最终会崩溃的论调，但似乎市场上没有人太关注这种论调，甚至可能会认为希夫已经被市场证明是一个失败的预言家。

如果希夫的预言，要像米塞斯预言苏联的“计划经济”终将崩溃一样，要等几十年才能被验证，到那时，市场会不会怀念希夫呢，我想不会，因为等到那个时候，大家会觉得，美元就应该崩溃啊，就像现在很多人也觉得“计划经济”本就应该贫困、崩溃一样。

其实美元是否崩溃这件事情，是完全可以推导出来的，早在米塞斯的“回归定理”当中，就证明了货币不可能源于某种社会契约，也不可能突然出现政府的法令货币。米塞斯本身的逻辑在于，“法令货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经济计算”最好的货币。

同样是2008年，不仅希夫写了《美元大崩溃》，另一个匿名为中本聪的神秘人物还发表了比特币论文，比特币从此进入了人类经济活动的视野。

比特币的诞生，证明了米塞斯的推导，货币的诞生，不需要某种契约，也不一定是法令货币。比特币仅仅是一种市场对货币这一计价工具新的需求所带来的市场产物，同样的，这种需求，也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可能出现。

十年后，也就是从2018年开始，数字货币技术所带来的冲击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概念问题，中国已经在所有领域做好了发行国家数字货币的准备；日本央行提出了央行的数字货币(CBDC)将如何在该国当前的金融系统中发挥作用；在Facebook计划发行的数字货币libra的刺激下，美国金融协会和国会议员建议美联储发行自己的数字货币，同时也刺激了欧洲央行，欧洲央行的一些政策制定者也建议发行央行数字货币。

请注意，很多人可能又会问，如果央行发行数字货币，依然是一种被严格调控的主权货币。其实问题的关键点不在这里，数字货币存在的基础是它的自我运行能力。

拿中国央行来说，中国官方数字货币所有的理论和技术都已经做完，但为什么还没有发行数字货币呢，原因很简单，一旦发行，新的数字货币将突破所有银行账户体系，也就是说，至少外汇管制这一个层面就已经被突破了，因为你的所有支付和交易，是基于数字货币钱包，而不是银行这个中介机构（银行只是提供一个钱包托管）。

也就是说，各国央行一旦开始发行数字货币，就意味着货币领域，从严格的“管控”，走向了市场竞争，这就是为什么全球各国央行对发行数字货币如此谨慎的原因，他们的第一大顾虑在于，数字货币一旦发行，将会使得现有的货币调控政策失效。

那么现有的货币调控政策包括哪些呢？其实跟“计划经济”类似，一个是价格的控制（利率），一个是量的控制（准备金、逆回购、QE、资产购买等等）。

这种控制从当前，或者说未来几十年的时间上看，可能都还是“正确”的，因为有太多的教科书和理论依据，以及法律体系作为后盾，但问题是，几十年后呢？

希夫在《美元大崩溃》里面预测，世界经济的蓝图最终将清晰地呈现出来，即：全球购买力最终转移到生产性国家。

这句话希夫本身的意思是说，美国经济存在空心化，过度依赖金融信贷市场，所以最后美国经济会崩溃，然后财富最终会转移到生产性的国家。

我从另一个层面来理解这句话，其意思应该是，无论谁在管控和发行货币，货币的流向最终依然会是朝着创造财富的一方流动。

那么问题来了，主权货币的意义在哪里？

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可以把苹果、微软这样的公司，比作一个国家（可能比一些国家的财富还要多），也就是说，无论货币是谁发行的，微软和苹果总是能依靠自己的竞争力赚来更多货币，至于这个货币是什么形式，本身不会给微软和苹果带来影响。如果回归到国家层面，无论市场上流通的是什么货币，这些货币终究会向竞争力强的国家流动。

就如同最近十多年的中国，无论国际货币是美元、欧元，还是黄金、比特币，中国照样也是这些货币的重要流入地。按照现有的数据，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美元净流入国（贸易顺差世界第一）、全世界最大的黄金进口国、全世界最大的比特币“流入”（产出）国。

所以结论是什么呢？

如果主权国家继续控制货币，从短期看会带来很多好处，但这种好处同样要付出代价，而且这个代价会越来越大。美国已经在维持美元霸权地位上，付出沉重的代价，美元稀缺导致的全球性产能过剩，需要美国用更大规模的信贷来消化这种产能，美国还需要用强大的军事实力来维持世界秩序，保证美元经济的正常运转，另外还要承受因控制美元价格和供给量而出现的各种技术和道德风险。这种成本总有一天美国会扛不住的。

货币的“计划经济”思维，所导致的就是货币永远是稀缺的（通胀的根源也是因为政府觉得货币不够用从而多发货币造成的），当年东欧人有句笑话，是说，“如果在撒哈拉大沙漠搞计划经济，那里的人们很快就会发现沙子都是短缺的。”

我的结论是开放性的，法定货币和数字货币本身都处在剧烈的互相刺激之中，但未来只有一个，未来只会朝着符合市场规律的方向演进。而在现有的历史背景下，讨论数字货币的未来，只会迎来肤浅的反驳，而我又不愿意回应，所以我们只能用足够的时间，来等待货币市场的自我选择，也就是那个美元的“苏联解体”时刻。

七十年够吗？